内容提要：本文主要目的是探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具体形式。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经过了两个转换才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一个转换是适应解决中国主要矛盾的需要，从指导阶级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转换为指导中国民族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二个转换是适应中国基本国情，将以城市斗争为中心转换为以农村斗争为中心。只有完成了这两个转换，马克思列宁主义才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发挥了指导作用，才成为中国革命的一面旗帜。毛泽东思想就是这两个转换的结晶。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传播中国 转换模式 阶级斗争 民族斗争 城市中心 农村中心
自1899年中国报刊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第一次提到马克思主义以来，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100多年的历史中，中国社会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马克思主义也已经从中国人的模模糊糊的印象，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的根本理论指导。现在，新的一场革命──改革开放，正在中国大地深入展开，社会还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探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的途径和方式，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有重要意义的。
一、中国是如何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环境大不相同的中国，接受并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本国的革命指导和立国之本，是近现代世界历史的一个突出现象。资本主义发展程度高、工人阶级力量强大的先进国家，并没有象马克思主义所期望的那样发生社会主义革命，而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际仍然落后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东方大国，却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忠实执行人。这确实使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始料未及，但又是世界历史不平衡发展的正常结果，因为中国也具备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初步条件。
1840年以后，中国封建主义虽然仍占有统治地位，但资本主义因素逐渐成长起来了，到1919年，产业工人已经有200万人，这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马克思主义是指导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学说，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阶级性；工人阶级的有无，是马克思主义能否在中国传播的先决条件；不能设想，在一个没有工人阶级的国度里，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也不能设想，没有工人阶级的引导，农民阶级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载体。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也在逐渐增强，作为中国最早觉醒的先进政治力量，也最先展开了同封建主义的斗争。虽然这种斗争历经艰难曲折、流血牺牲、英勇奋斗，终以辛亥革命的失败而最终失败，但它点燃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烈火，却在中国大地熊熊燃烧，在烈火中诞生出一整代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爆发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从而使中国在政治上过渡到资产阶级革命阶段之后，在思想上也从封建主义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过渡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阶段。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的重要的思想基础。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中产生来的，因此我们也不能设想，在完全没有或很少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国度里，马克思主义能迅速传播。
在积极因素逐渐发展的同时，消极因素也在积累。帝国主义不断加深对中国的侵略，并同中国封建主义结合在一起，使中国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的亡国灭种的危险。虽然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一直进行着英勇不屈的斗争，但这些斗争都先后失败了；直到二十世纪初、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志士仁人仍在为救国救民而英勇奋斗、仍在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虽然这是“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1]但确也“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2]。“全民族迫切需要这样的共产主义，正如饥饿需要大米一样。”[3]这给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正在苦思焦虑地探索着的种种问题提供了新的合理的解答，这有力地推动了先进的中国人倾向于社会主义，推动了他们去认真了解指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而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又从巴黎和会所给予的实际教训中，已经开始看出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这就更进一步促使这些先进的中国人，迅速进行这种选择。瞿秋白曾说：“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社会主义”[4]。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逐渐成为当时进步思想界的主流。在这个潮流中，产生了中国最早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
陈独秀宣称，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1920年9月，他发表《谈政治》一文，明确宣布：“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5]
湖南学生运动的著名领袖毛泽东也在这时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后来回忆说：“到了一九二０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6]
一些老同盟会员，也在这时开始转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董必武回忆道，我们过去和孙中山一起搞革命，“革命发展了，孙中山掌握不住，结果给别人搞去了。于是我们就研究俄国的方式”，开始读“马克思主义”。[7]吴玉章说，他从辛亥革命以来的实践中认识到“从前的一套革命老办法非改变不可”，而“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道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8]
这些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分子殊途同归的历史选择，说明资产阶级的救国方案已经走不通了；说明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中国先进分子的共同选择。
二、从指导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转换到指导民族解放斗争的马克思主义
近代中国，因为落后，所以挨打；因为不断挨打，所以更落后。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历史经验证明，只有首先解决民族独立问题，才能改变中国所面临的恶性循环的命运。而中国争取解放独立，根本的问题在于要把中国一切反帝的力量动员和团结起来。[9]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了一个《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作了系统的说明，他说：“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我们党的历史，我觉得可以分为这样三个阶段：大革命时期是第一阶段；内战时期是第二个阶段；抗日时期是第三个阶段。…
“革命的任务，三个阶段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第一阶段直接的表现是反对北洋军阀，第二个阶段直接的表现是反对国民党，第三个阶段表现为反对日本侵略者及汪精卫汉奸。”[10]
毛泽东的论断在现在看来也是十分正确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是近代以来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无论在理论上有多少不同的说法，但在实践上，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天起，就自觉不自觉地承担起了民族解放的历史重任。
这与俄国十月革命前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现时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而俄国当时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俄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除此之外，中国还是一个封建落后的东方大国，仅仅带有一些资本主义的因素，这些因素同整个国民经济的总量相比，不足百分之崐十，俄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相对发达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中国工人阶级人数很少，力量弱小，不可能独立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俄国工人阶级力量强大，人数众多，完全能够独立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在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有了充分、广泛的传播，出现了一整代比较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中国马克思主义主义的传播既不充分又相当短暂，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准备非常不足；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这些中国最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并没有读过许多马列的书，他们所知道崐的，大都是从日本人写作和翻译的一些小册子中介绍、解说的马克思主义，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则大不相同，他们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下，同英国、法国、德国等先进国家在同一个背景下、同一个范围内，直接从马克思主义、恩格斯那里接受过来的。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在中国和在俄国也就有许多不同。作为一种革命理论，它理所当然地要适应所传播国的国情，这就是说要适合所传播国解决主要社会矛盾的需要。如果脱离了这种需要，任何理论都不能在所传播国生根、开花、结果。在俄国，马克思主义适应了解决阶级矛盾的需要，成为直接指导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武器；在中国，适应了解决民族矛盾的需要，成为直接指导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武器。这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的第一个转换。如毛泽东说：中国要取得独立和民主，就要“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1]孙中山也说，十月革命“为中国树立了一个榜样，说明一个民族怎样从外国压迫和不公正的桎梏下解放出来”[12]。
无产阶级成为这种转换的物质承担者，这是因为：一是无论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认为俄国十月革命是中国民族解放的榜样，这就间接地为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打开了大门，为无产阶级及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二是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使命历史地落到了无产阶级的身上。马克思主义传来中国，非常及时地满足了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和承担民族解放历史使命的需要。这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无产阶级斗争的结合，提供了广阔的前景。毛泽东说：“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13]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内要求建立的中国共产党，为完成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在纲领和理论上，也就有了显著的民族特色：
首先，将马克思主义用于解决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制定了“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使它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的最低纲领。[14]
其次，在国共合作时期，以马克思主义为主体，吸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精华，明确宣布以三民主义为自己的奋斗目标。1937年，“中国共产党在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上说：‘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所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若干人们对于共产党愿意实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觉得奇怪，……他们以为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是不能并存的。这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观察。共产主义是在革命发展的将来阶段实行的,共产主义者在现阶段并不梦想实行共产主义，而是要实行历史规定的民族革命主义和民主革命主义，这是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根本理由.……在共产党方面,十年来所实行的一切政策,根本上仍然是符合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革命精神的.共产党没有一天不在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彻底的民族主义；工农民主专政制度也不是别的，就是彻底的民权主义；土地革命则是彻底的民生主义。”[15
第三，将爱国主义与共产主义结合起来，坚决反对“连民族二字都不敢提”[16]的极端狭隘的机会主义，理直气壮地承担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毛泽东说：国际主义的共产党员可以而且应该成为爱国主义的，“因为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被打倒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因此，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17]“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把国际主义与民族形式分离开来，是一点也不懂得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是要把二者结合起来。”[18]因为“共产主义在中国意味着民族解放运动、自由和民族主权，……”。
三、从以城市斗争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转换到以农村斗争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
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的第一个转换，并不能直接完成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要完成这个历史使命，还必须将一切反帝爱国的力量团结起来，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民族解放大军。这就需要将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的策略、方法和原则应用到解决中国的主要矛盾中去，实现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的第二个转换。
由于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理论，而工人阶级和近代大工业一起，主要集中在城市，所以，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解放的主要途径就是通过发动城市工人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所谓“城市中心论”。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不成熟，在它成立之初，很自然地根据这个“城市中心论”确定自己的工作中心，因为这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符合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里就规定，党在当前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党应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要派党员到工会去工作。为了贯彻这个方针，在一九二二年成立了“公开做职工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努力，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三年，中国出现了第一次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的高潮；虽然个高潮也有几次罢工斗争的胜利，但最终还被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反动军阀残酷镇压下去。在俄国成功了的，在中国并不一定成功。“城市中心论”在中国遭到了失败。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方式，也必须适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必须适合中国的主要矛盾，必须适合中华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的需要。
正是这个失败，导致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进行了不平等的合作，中国共产党得以借助国民党的组织形式和三民主义的思想武器，发展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进步力量，推进国民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为完成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寻求同盟者的第一次尝试。但由于党的领导者陈独秀并不了解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过分夸大资产阶级的作用，把革命的领导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极力压制农民运动，同时也不了解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使这个尝试失败了，党的宝贵力量遭受极大损失。这不得不使具有远见卓识的共产党人深思：中国革命以工人运动为中心走不通，为什么同资产阶级联盟也走不通？要继续革命，必须探索新的道路。于是有了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与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是党在付出了血的代价后换来的正确的结论，标志着党的中心工作的某种转变。但是这种转变还带有明显的应变崐色彩，还不是理智的自觉的选择，因为这次会议仍然确定以组织城市工人武装起义作为党的“基本工作”。会议之前和会议之后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仍然以占领城市为主要目标。虽然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仍然在岐路面前徘徊。
中国革命面临着重大的抉择。在这个重要关头，毛泽东表现了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创造性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本领。当秋收起义的部队遭到挫折，进攻长沙的计划无法实行时，他便当机立断地改变原有部署，率领不足一千人的队伍开向井冈山，开始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关于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理论。这就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理论。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不断扩大，土地革命不断深入，中国革命的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只是在这时，“城市中心论”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转变，马克思主义传来中国的第二次转换也才真正开始。中国革命终于找到了一条取得胜利的正确道路。
但是，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并没有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取得共识，毛泽东本人当时仅仅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又远离党中央领导核心，因此在中共中央没有多少发言权；更重要的是，当时党中央的指导思想还是“城市中心论”，并且在毛泽东开创了井冈山道路之后，仍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长达八年之久。在这八年当中，他们不断重复同一个错误，一再打击毛泽东及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中国革命也一再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而以城市暴动为“中心指导者”。会议指责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领导者周恩来、毛泽东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分别给以政治纪律处分。根据这次会议的决定举行的武装暴动，大多很快被敌人镇压下去，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的革命力量进一步蒙受重大损失。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在苏联莫斯科举行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许多决议都是正确的，但是仍然没有改变“城市中心论”的基本指导思想，第一，仍然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没有认识到农村在中国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第二、继续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革命的敌人…。这反映出中共中央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还停留在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阶段。在六大之后，接连发生了更为严重的“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种‘左’倾机会主义实际上就是教条主义，就是照搬照抄“城市中心论”。
--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这时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等认为革命危机已在全国范围内成熟。6月11日他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他自己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在语言上完全模仿列宁主义的关于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数国取得胜利的表面词句，仍然认为全国范围内已有直接革命的形势”，并“有极大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仍然坚持“城市中心论”的观点，强调：“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批评“以乡村包围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过去的游击战术”“必须根本改变过来”。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李立三等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其结果，使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十一个省委机关遭到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红军在进攻大城市时也遭到很大损失。
--在克服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之后，中国共产党内又出现了更为严重的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这次机会主义在本质上同以前的机会主义性质一样，一方面强调以城市斗争为中心，急于夺取一个或几个包括有中心城市在内的主要省份的胜利，另一方面激烈攻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路线。他们指责中国当时还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和红军，宣称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攻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是“ 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排挤毛泽东对红军和根据地的领导。由于有共产国际的支持，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长达四年，使中国共产党在白区的力量损失百分之百，使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被迫长征。在长征途中，又使红军濒临覆灭的境地。这标志着“城市中心论”的彻底失败。正是这个彻底失败使中国共产党人看到了毛泽东所代表的革命路线的正确性，给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占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开辟了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马克思主义传来中国的第二次转换才得以最后完成。
从根本上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左”倾机会主义实质，就是不能解决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的两个转换问题。他们没有认清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更不能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解决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他们只知道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其些原则，硬在中国这个没有多少工人阶级的国家，开展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起义，最后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这个历史教训是值得深思的。
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不仅彻底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大大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对中国和世界已经产生并会继续产生深远的重大影响。马克思主义是如此有威力吗？我们的回答当然是肯定的。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威力不仅来源于它的科学性和阶级性，更来源于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所谓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归根到底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的两个转换：指导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转换为指导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马克思主义；以城市斗争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转换为以农村斗争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的基本模式。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1921年1月-1937年6月) 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页。
[2]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515页。
[3]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1921年1月-1937年6月）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97页。
[4] 《瞿秋白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4页，第35页。转引自《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14页。
[5] 转引自《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16页。
[6] 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1页。
[7] 《董必武谈中国共产党第一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1971年8月4日。转引自《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17页。
[8] 《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09-110、112页。
[9] 《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胡 绳《新华文摘》1990年12月号52-54页。
[10] 参见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99-402页。
[11]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17页。
[12] 转引自宋庆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历史关系》《人民日报》1956年11月3日。
[13]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796页。
[14] 转引自《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 绳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北京第1版，第32页。
[15]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367-368页。
[16]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1937.8－1942.12)人民出版社 1993年12月第1版，第339页。
[17]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521页。
[18]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534页.
